南怀瑾的指引 

1992年，南怀瑾先生为“希望工程”捐款4万美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数字。我到香港去拜见他。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南老师谈着谈着突然大腿一拍说：“你来给我做京温铁路吧，这里正需要一个总经理。”我说，“老师，不行啊，希望工程刚开张，走不开。”老师知道我还要做希望工程，就说，你这个玩笑开得好大啊，小心。因为做希望工程毕竟免不了要说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后每次去南老师那里，他都会给我泼冷水。他说，他是专门给我泼冷水的。这种冷水疗法对我非常有效。所以后面对很多事情我都比较冷静，面对别人的质疑、攻击、诽谤，我心里非常坦荡。

南老师给我设计过很多道路，包括从商，包括做教育，包括回到体制内做官，甚至去做和尚。因为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不愿意，最后他说：你愿不愿意做和尚？我说做和尚太苦了，吃不了这个苦。他交给我的一项任务是“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就是儿童读经，我接受了。但老师对我们的做法不满意，把我和陈越光（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组委会主任）叫到香港训话。他在空中画了一个“可”。我问这个“可”是什么意思？他说：是大可不必。他说，你们让孩子们读的都是编过的内容，不能编，读四书五经就要读原著，我们不是要培养诗人、文学家，我们要培养能够传承中国文化的大家。我不识轻重，打岔说:“原来老师是原教旨主义啊。”实际上，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活动在陈越光的主持下，成效非常大。

南老师有很多讲述，讲完之后由弟子记录整理，经老师过目后再成书。其中有一部《大学微言》成书在1999年。南老师拿着这本他很用心校阅的大部头著述，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于是，我独自跑到温州泰顺山区，在深山里待了一个星期，每天读书、打坐、静思。南老师反复讲《大学》里的“七证”：知、止、定、静、安、虑、得。我每天爬到山上，山崖上有一条瀑布，在瀑布边盘腿打坐。

这次读书、静思对我影响很大。就在1999年，第八次希望工程全国工作会议召开，我把这些读过思考过的内容拿来讲给大家听，讲话的题目就是《大学》中的“虑而后能得”。讲《大学》还不够，又把《庄子》、《道德经》、《易经》里面的内容拿来讲给大家听。主旨就是：“知止不殆”、“知止可以长久”。希望工程要停下来，要转型，要嬗变。

任何一个事物不可能无限发展，我当时的理想是，当希望工程最好的时候，把它送到博物馆供起来，给历史留下一个完美的东西。因为希望工程出现一点问题就可能导致全线崩溃，风险太大。其实我的想法是脱离实际的，想停停不下来。从上到下没有人认为希望工程可以不做了。最后只好我自己不做，辞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秘书长。当然，辞职不是逃避困难，而是希望工程已经非常成功，用不着我了。

 南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内容，我最能接受的就是“退”字。退有两层含义，一是知难而退，还有一种是功成身退。我1988年辞掉团中央组织部长，2001年辞掉中国青基会秘书长，2005年辞掉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三年前辞掉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去年辞掉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期间，有眼看着做不成而赶紧跑的。1988年当团中央组织部长，主笔起草共青团改革方案，当时阻力很大，知道实现不了，赶紧辞职，去做基金会，做希望工程。2005年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时，也想搞改革，但目标大于我的能力，处处碰壁，赶紧跑。当目标大于能力的时候，还待在那里，不仅浪费自己的时间，还会浪费社会的资源。反之，如果你已经做成了事情，还栈恋在那里，也是浪费时间，因为你还可以再去做别的事情。所以不断“退”，对我是很受用的。

回过头来想南老师。南老师这一生立功、立德、立言，为了能够再续中华文化的断层，他真是不遗余力。效果到底怎么样？我感觉老师去世之后，老师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了。老师生前经常说两句话。说自己“一事无成，一无是处”。南老师做讲演时，开头都说这两句，以前以为是不是过谦，现在想来不是。其实老师是在做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他很纠结，也很失望。这么多人围着他，但没有几个人死心塌地的跟着他走。我和陈越光也一样。他很失望，有时候讲课时发火发得很大。老师讲那两句话，实际是无奈的反映。我相信老师做的这些努力一定是有效果的，而且在未来，他所付出的价值和他埋下的种子一定会发芽，将来影响会越来越大。  

中国慈善处于“U字形”的最底部

对照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 心灵篇》，我看到了一个很相似的东西。就是彼得•圣吉画的一个“U字形”路线。对生命中所遇到的事情，我们需要去认识它、感知它，需要放下执着心，走到“U字形”的下面去静思。然后会出现未来的愿景，再追求新的目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反复经历“U字形”阶段。

中国青基会当年的发展也是这样。1990年代中期，我读了彼得•圣吉先生的《第五项修炼》，当时很有感触，很受用。那时候希望工程如日中天，但是我感觉中国青基会出现了严重的行政化倾向，需要改革。当时写了很多文章，第一篇是《我的检讨》，因为一个捐款人投诉捐赠图书发错了地方，工作人员还不想纠错。我写了一篇检讨，是借题发挥。我说我们没有本钱那么傲慢地对待捐款人，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这十八个字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态。接着我写了《无竞争忧患》，没有竞争对手，如入无人之境不是什么好事，要时刻想着孟子讲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能五十步笑百步。

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几乎像檄文一样的文章《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怒批中国青基会行政化日盛一日，“没有竞争，效率低下；悠哉游哉，按部就班；机关作风，贵族思想；部门扯皮，官样文章；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赏罚不明，吃大锅饭；浪费无罪，享受有方；不能冒尖，可以偷懒；清谈风盛，创造性差；武大开店，井蛙自赏；累的累死，混的照混；无需分流，不用下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中国青基会员工看到这篇文章都吓坏了。我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下重药，动大手术。要从体制上开刀，坚决果断地实现由行政化模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NGO模式转型。”（16年过去了，对于慈善行业，今天还在说着类似的话）

当时我用了彼得•圣吉的话，一个机构一定要有更高的目标，时时保持一种“创造性张力”；要让大家追求一个“共同愿景”。“愿景”这个词当时在辞典还没有出现，我是1990年代第一次在《第五项修炼》这本书里看到的。所以在中国青基会改革告一段落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衷心向往共同愿景》，这是彼得•圣吉带给我的思考。1990年代我和彼得•圣吉先生已有神交，运用了他的思想来推动中国青基会的改革，使中国青基会保持创造的冲动和竞争的活力。

回顾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这二、三十年的发展，也印证了彼得•圣吉先生讲的“U字形”路线。三十年以前中国开始有了公益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出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集中了一切权力，也包揽了一切事务。改革开放使得政府释放出一些空间让民间力量进来，这就催生了一批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政府通过基金会释放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不少好的公益项目。这些公益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解决了当时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如果没有希望工程，就会有490万孩子不能读书。希望工程救助的490万孩子，意味着每一千个中国人有3.7个受到希望工程救助。我给当年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定义是“国让民进”—国家让出一些公共空间让民间参与。当时一些项目做得很优秀，没有利用政府的权力进行逼捐、派捐、以权谋捐，大家都是自愿捐款。1997年做的希望工程评估，数据显示94%的人知道希望工程，63%的城市居民为希望工程捐过款。

但是后来公益出现了偏差，政府觉得慈善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很多地方政府开始控制慈善资源，搞以权谋捐，这种行为伤害了公众的爱心。因为政府可以垄断慈善资源，但无法垄断社会的爱心；政府把慈善资源垄断得越多，社会爱心就越凋零。为什么会出郭美美？她和红十字会有没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女子把红十字会给毁了。其社会背景是大家心里对现在的官办慈善有气。可以说，这些年中国公益慈善走到了“U字形”的最底部，不可能再往下走了。现在变化开始了，应该向上走了。

应该肯定中国公益慈善曾经有过十多年“国让民进”的黄金期，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后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经济领域同样也是如此。慈善的倒退不是一个小问题，比经济的国进民退还要糟糕。因为慈善具有天然的民间属性，它应该姓“民”，而不是姓“官”。如果把慈善的本性搞颠倒了，就是要毁掉慈善。现在到了谷底，要回过来反思了，如何让慈善回归民间本姓。 

中国慈善的四个机会

从“U字形”往上行，我们面临四个机会。

第一个机会，从中共十八大开始，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政社分离，去行政化，去垄断化，现在已经开始见到效果。根据中组部要求，最近已经有几个省，所有在社会组织里兼职的的官员全部都要退出。有的省一退就是一两千人。不仅在任官员，退休官员也要退出，因为退休官员在社会组织发挥“余热”，还会继续运用他们的权力。先让人和社会组织分离，再让社会组织完全脱离政府，取消行政级别，取消事业单位，走向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现在社会组织的登记也越来越方便。

第二个机会，是富人慈善旺盛期将到来了。中国的先富人群正开始把他们的财产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最近，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王健林，王健林告诉记者说：万达公司上市以后，他要捐出90%的个人股份建立个人基金会。他现在的资产就过千亿，上市以后不知道是多少？王健林基金会规模将会和盖茨基金会差不多，甚至可能超过盖茨基金会。这也印证了比尔•盖茨先生两年前对我讲的。他说，在美国劝富人捐财产难，在中国让富人捐财产容易。我说此话怎讲？盖茨讲，因为美国富人大部分还是财富的继承者，决定财富的处置需要众多家族成员来做决定，很难；而中国的富人几乎都是第一代的创富者，他的财产怎么安排自己说了算。后来我跟美国慈善界朋友讨论，也证实了盖茨的判断。富人投入私人财产做慈善，相信能够慎用，不会乱来，一定会对改善公益慈善的生态环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第三个机会，是中国慈善领域和商业领域开始与世界公益创新潮流对接，创办社会企业和进行社会影响力投资。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论坛（联盟）已经正式启动，商业和公益的融合对改变中国的公益生态以及改变商业的生态，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四个机会，是互联网的兴起和新媒体的出现，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人工智能的出现，会颠覆传统的慈善体制。互联网会颠覆几乎所有的产业，受到最严重挑战的将是传统的公益慈善体制。这取决于互联网公益的三个特征，互联网给公众参与公益捐赠提供了选择性、便捷性和透明性的条件，这三个特性通过互联网公益可以得到真正的体现。这是我15年前在《欢呼互联网，迎接新生活》一文中的预言，今天正在变成现实。 

互联网和公益有着天然的联系。2000年我和张朝阳对话，主题是关于互联网，我说：“张朝阳啊，你们是拿着风险投资做互联网，干的却是公益，我们使用互联网都是免费的。”互联网一开始就是用做公益的方法来做商业。那时候他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今天我们的社会企业、社会投资倒过来了，是用商业的方法、手段来做公益，目标是公益，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环境、教育、医疗、养老、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很多问题。十几年前是用公益的办法来做商业，今天的公益新潮流是用商业的办法做公益。所以，科技推动下的公益慈善创新潮流不可阻挡，任何人都抵挡不住。希望中国能够把握好机会，通过互联网的洗牌，把中国公益慈善落后的、无序的，甚至是混乱的、没有文化的面貌改变过来，让它和世界对接。

东西方在公益慈善领域的文化交流，不存在任何障碍。在2500年以前，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对公益慈善的原理、人性的本质，都已讲得非常清楚。说中国缺少宗教文化传统，慈善一定落后，是不对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完全不缺少慈善的基因。国际上有许多研究表明，华人参与公益慈善的积极性、捐款的数额，绝对不比其他民族、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差。对此，我们无须妄自菲薄，不自信。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强的学习、融合能力。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主张“和而不同”。我相信中国能够很好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中国文化如何影响别人，古人说得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就是说，我做得好，你自己会向我靠拢。 

最近看到了许多最高领导人关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就在几天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我们要尊重自己的传统，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第一步是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被我们自己“黑”掉了，怎么走向世界？我们应在自己的土地上，把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气脉再接上，然后一步一步让它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本刊记者根据作者与彼得•圣吉对话的发言整理而成）